本届世界杯5人被指性侵 争议笼罩赛场

几天前，佛得角队虽然败给了阿根廷队，但他们依然以这届世界杯最受欢迎的黑马身份凯旋归国。然而，荣誉之下，围绕佛得角队的一场争议仍然悬而未决。

6月下旬，一名巴西翻译指控佛得角队长瑞安·门德斯在今年3月随队赴新西兰比赛期间强奸自己。目前，新西兰警方正在调查中，国际足球联合会也表示已与当地执法部门取得联系。截至目前，门德斯未被起诉。

这不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争议。加纳中场托马斯·帕尔特伊带着多项强奸和性侵指控出场；摩洛哥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因一起强奸指控面临审判；在日本队中，共有两名曾卷入性侵指控的球员，也在世界杯期间被舆论关注。截至目前，世界杯期间已有五名球员被卷入性侵疑云。这些案件处于不同阶段，球员大多否认指控。

全球范围内，强奸和性侵案件取证难、周期长，当事人承受的压力也大。与此同时，足球赛程从不等待司法结果。争议出现后，球员是否入选、是否上场、球队如何解释，往往都处在模糊地带。因此，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了赛场上：足球机构应当如何应对这类争议或丑闻？是否只能沉默？

体育是讲究公平正义的竞技场，哪怕对方是国脚，在性侵嫌疑面前也会遭到民众和球迷的唾弃。例如在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中，帕尔特伊一拿球，看台上就响起嘘声。赛前握手时，英格兰后卫杰德·斯彭斯把手留在口袋里，拒绝与帕尔特伊握手。这种明确的态度在球场内部并不常见。

帕尔特伊目前仍面临多项强奸和性侵指控，他已经在英国出庭否认指控。他在效力阿森纳期间多次被指控，但俱乐部很少回应。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当一个世界级俱乐部知道球员正卷入严重性暴力调查时，除了等待法律程序，还应该做什么？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摩洛哥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身上。哈基米因一起发生在2023年的强奸指控面临审判程序，他本人否认了指控。法国球星姆巴佩曾作为证人接受询问，转述过哈基米事后对他说的话，这与哈基米最初的说法并不一致。

日本队的情况也被重新翻出讨论。2024年亚洲杯期间，伊东纯也因性侵指控离开日本队，后来检方因证据不足未起诉。到了这届世界杯，日本队名单里同时出现了伊东纯也和佐野海舟。佐野海舟曾在2024年因涉嫌性侵被捕，后来检方结束调查，没有起诉。墨西哥当地民众直接涂黑其宣传物料以示抵制，日本本土球迷也集体裁剪、屏蔽其国家队出镜画面。

从公众层面来看，绝大多数球迷及普通网友都对包庇有性犯罪嫌疑球员的行为表达了强烈不满与质疑，认为身负严重性侵立案指控的球员不应身披国家队球衣登上全球直播赛场。因此，赛场内外多次出现针对涉事球员的嘘声、抵制标语，海外社交平台大量网友呼吁国际足联增设侦查阶段临时停赛规则，不允许有刑事性侵立案记录的球员参与顶级国际赛事等。

尽管面临性侵指控，点燃了公众和球迷的怒气，但这并没有对相关球员造成多大影响，他们照样入选国家队大名单，代表国家荣誉上场。体育世界对这样的争议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司空见惯。各国足协对于有性侵嫌疑的球员处置尺度差异明显，佛得角、摩洛哥足协以遵循无罪推定为由全程未限制队长出场，日本足协仅对涉事国脚作出内部口头警示，未实施队内停训。

争议最大的是加纳球员帕尔特伊。最开始，他的世界杯之旅并未一路顺利，在签证阶段，他因加拿大拒签缺席了加纳在多伦多对阵巴拿马的首场比赛。然而，这遭到了加纳政府的抗议，严厉谴责加拿大政府这一决定“专横且不公”。国际足联对此保持距离，只是简单表示签证和入境审批由东道国政府决定。球队来到美国后，帕尔特伊又回到阵容中，出现在对阵英格兰的赛场上。

加纳队内非常团结，中场克瓦西·西博说看到帕尔特伊首发大家都很高兴，主帅卡洛斯·奎罗斯则回避案件本身，强调不要把“政治”带进足球。英格兰这边，整体态度也比较暧昧。尽管英格兰后卫斯彭斯没有和帕尔特伊握手，但当主帅图赫尔在赛后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提问被新闻官以“法律原因”打断。赛前谈到加纳时，曾与帕尔特伊在阿森纳做过队友的德克兰·赖斯也只是从竞技层面评价他是“很好的球员”。

职业体育面对性暴力指控时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只要法院还没有作出判决，争议就被归入“场外风波”。衡量球员最重要的标准是能不能赢。到了球队内部，这种价值标准会更突出。球员不只是被指控者，也是更衣室里的队友，是战术里的配合者。忍耐、忠诚、团结、不要影响比赛，被放在第一位。

类似的逻辑不仅存在于足球，篮球、橄榄球等商业化程度极高的项目里也多次出现同样的争议。在美国橄榄球里，德肖恩·沃森曾面对数十名女性提出的性不当行为指控。即使没有因此被刑事定罪，他仍被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停赛、罚款；但在那之前，克利夫兰布朗队已经用一份巨额合同把他带进球队。篮球世界里，科比的旧案至今仍会被重新提起。哪怕是足坛巨星C罗，旧案也是如此。

这些情况指向了体育世界里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只要一个人能赢，关于他自身品质或言行的很多问题就会先被当成“麻烦”处理。加拿大冰球世界青年队性侵案则把问题进一步推向体育机构本身。2018年，加拿大世青队夺冠后参加Hockey Canada的一场活动。此后，一名女性称自己在伦敦一家酒店房间遭多名队员性侵。多年后，五名前加拿大世青队球员因此被起诉。相关球员最终在刑事审判中被判无罪，但这起案件早已不只是几名球员的法律案件。它牵出了公众对加拿大冰球协会的长期追问：机构当年如何处理投诉，和解费用从何而来，为什么赞助商会相继撤离，管理层又为什么需要为此负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变成了加拿大体育系统的一场信任危机。

体育组织、俱乐部不是法院，不能替司法定罪。但它们也不是旁观者。面对严重性暴力指控，它们至少需要说明：为什么允许球员继续出场，是否做过风险评估，是否采取过临时措施。

职业体育里的沉默靠一种默认运动员可以失控的气氛维持。很多体育项目不只是奖励胜利，也奖励一种趋向于力量感甚至是暴力气质的表现方式。特别是在大型、商业化程度高的赛事里，这种气氛会被推到顶峰。看台和酒吧里，球迷聚在一起，情绪互相传染，看比赛、喝酒、吼叫、为输赢愤怒，甚至大打出手。这些言行常被视为正常的情绪表达，是运动员、观众和球迷投入比赛的方式。顺着这个逻辑，体育世界里常有的“失控”似乎变得无关紧要，做出越界的行为也变得更容易了。

女性球迷可能更熟悉这种问题。慈善机构Kick It Out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女性球迷曾在比赛日遭遇性别歧视语言或行为，85%的女性等球迷在遭遇或目睹性别歧视、性骚扰等恶劣行为后没有可靠的途径和机制来维权。调查还提到，有人遭遇过不当触碰、身体暴力和性侵。女性记者也常被卷进这种气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至少四名女记者在报道赛事时遭到抓拽、猥亵或直播中的性骚扰。非营利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在报道中写到，这些公开发生的骚扰暴露了女体育记者日常面对的问题：她们是在工作，却不得不同时面对陌生人的靠触碰和性化评论。

尽管大多数行为还没有到强奸、性侵指控那一步，但它们说明，体育赛事里的性骚扰甚至性犯罪问题，并不只在极端案件里才出现。这种气氛也不只留在赛场。大型赛事的情绪会进入家庭。在英格兰，反家暴组织和司法机构长期关注足球赛事期间的家暴风险。一项研究分析了2002、2006和2010年世界杯期间英格兰西北部某警区的报案，发现英格兰队赢球或打平后，家暴风险上升26%；输球后上升38%。

更严重的是，有些越界甚至发生在镜头前的公开时刻。西班牙足协前主席鲁比亚莱斯事件就是最直观的例子。2023年女足世界杯决赛后，西班牙队刚刚夺冠，足协主席鲁比亚莱斯在颁奖仪式上强吻球员珍妮·埃尔莫索。那原本是西班牙女足最荣耀的时刻，却变成一场围绕权力、性别和体育文化的公共讨论。鲁比亚莱斯最初坚称亲吻是双方同意的，还把批评者称为“虚假的女权主义者”。他的表态甚至在足协内部获得不少声援。这也是体育世界里很多争议的共通之处，体育赛事越重要，越让人激动，行为的越界，甚至是违法行为也更容易被放过。

然而，当这一届世界杯冠军队在内的81名西班牙女足球员集体宣布，直到足协领导层做出改变之前都不会为国家队出场的决定后，这件事才被严肃对待。后来，FIFA对鲁比亚莱斯作出禁足处罚，西班牙法院也认定其构成性侵。

由此可见，在强调实力和公平的体育世界里，没有强有力的规则作为防线，哪怕是世界冠军也难以为自己讨回公道。因此，在本届世界杯被爆出共有五名球员涉及性侵风波的时候，不少组织和机构都强调了职业反性骚扰系统完善的必要。如国际足联伦理委员会已启动规则修订研讨，计划完善跨国赛事涉案球员临时管控标准，建立全球球员品行备案库，把性侵立案记录纳入参赛资格前置审核；如国际职业球员联合会在2026年的多份公开文稿里都提及了国际足坛目前在刑事定罪才处罚的规则漏洞，并呼吁把反性侵、性别尊重纳入青训必修课，反对以金钱和解来抹平行业道德追责。